上海市松江区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精神科主任医师常向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碳酸锂缓释片是一种心境稳定剂，主要用于治疗狂躁发作或双相障碍患者，也有预防的功效，其包括手抖等不良反应较为常见。
在安检过程中，有安检人员询问了周女士的情况，经说明是药物的副作用问题。二人通过安检并到登机口候机的过程中，春秋航空一名工作人员刘某找到二人，并向他们了解情况。
“当时他的态度是那种咄咄逼人的”，李先生称，刘某问了其女友为什么会得抑郁症，怎么证明自己得了抑郁症等问题，随后他们向刘某出示了病历、药单及近期乘坐航班的信息。
在距离登机时间还有10到20分钟的时候，李先生称，因为担心无法乘机错过第二天的医疗预约，并且受到了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合被问及隐私的刺激，周女士出现了一些情绪不稳定的情况，“急哭了”。
李先生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周女士的病史已有几年，但经过近一年多时间的治疗， “很久没有出现症状了”。为了治疗，周女士每个月需要前往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复查，“每次都要提前半个月预约，错过了又要再等半个月”。
随后，刘某以周女士有精神类障碍疾病情绪激动为由，向上级部门及班机机长汇报情况。李先生称，在刘某打电话的过程中，有另一名工作人员带二人到了另一个登机口值机，“当时以为可以赶上，她的情绪很快就恢复稳定，现场也有监控视频可以佐证”。还没等刘某打完电话，班机已经起飞了。最终春秋航空公司退还二人的机票钱。
因协商无果，李先生及其女友只能连夜转乘高铁前往南京。李先生称，周女士在当晚出现了病情恶化的态势，次日医生给的药单中也加重了药量。
目前，李先生已向民航局提起投诉，要求春秋航空道歉并给予一定的赔偿。
就上述情况，春秋航空一名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发来一份“关于9C8743航班的情况说明”，称鉴于工组人员多次安抚旅客，旅客情绪仍无法平复，基于安全因素，春秋航空劝退旅客，办理了机票全退手续。
该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结合机场人员、一线员工及监控视频等多方说法及佐证，春秋航空认为当时工作人员在语言和行为上是非常关心旅客的，“规章上没有明确抑郁症能不能登机，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没法判断她是不是抑郁症”。
该负责人称，航空公司不会仅仅因为抑郁症而拒绝承载旅客，“但是出于现场有激动情绪表现，并且伴随其他的集中的行为，在为旅客本人的健康和公共安全的考虑，航空公司就会进行一个评估”。
医生：应对抑郁症患者
给予主动保护
据央视新闻在2020世界精神卫生日专题报道，目前我国有超过9500万名抑郁症患者。
常向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据粗略估计，在其门诊进行心理咨询及治疗的患者有七至八成带有抑郁情绪，但最终只有三成左右会被确诊为重症抑郁障碍，即抑郁症，“轻度和中度的抑郁障碍在临床上称为抑郁状态，考虑到患者的接受意愿有时也叫心理障碍”。
“涉嫌歧视”，是常向东对于此次春秋航空拒载事件的态度，“假如得了别的病，吃别的药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副作用”，他认为，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在有人陪同的情形下，当时患者乘机的风险是较低的，“不能因为一些个案的发生而对同等类型的人拒载”。
常向东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外界刺激可能是当事人病情复发的一个诱因。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神经外科刘医生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从心理学讲，她会感到受到歧视，很不愉快，她的脑电波会传导之前一些不好的事情导致她抑郁的情绪会表现得很明显，这些哭啊失落的情绪都会表现出来”。
心理咨询师董如峰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大多数轻度和中度抑郁障碍患者通过调整和服药，不会影响日常的社会功能，而重症的抑郁障碍患者，通常已经丧失部分自主行为能力。刘医生则表示，他通常建议抑郁障碍患者在出入公共场合或乘坐交通工具前提前服用镇静的药物，“主要是对自身心理的伤害，他们不会去做伤害别人的事”。
在董如峰看来，此次事件的主因不是抑郁症，而是双方在交流的过程中，周女士的情绪表现得相对不稳定，引发了机场工作人员的担心。常向东认为，抑郁症患者通常欠缺自我保护的能力，社会大众应该对他们多一些理解，并且给予一些主动的保护。
航空法专家：
现行法规存在滞后
《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第34条有关于特殊旅客的空乘规定：无成人陪伴儿童、病残旅客、孕妇、盲人、聋人或犯人等特殊旅客，只有在符合承运人规定的条件下经承运人预先同意并在必要时做出安排后方予载运；传染病患者、精神病患者或健康情况可能危及自身或影响其他旅客安全的旅客，承运人不予承运，发文日期为1996年2月28日。
在春秋航空官方网站上，有一则特殊旅客运输说明。在伤病旅客中，著明：有健康情况可能危及自身或影响其他旅客安全者，公司有权拒绝运输或拒绝续程运输。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航空法教授、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刁伟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抑郁症患者是否可以乘机，目前的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说法。他认为，法规有待完善的原因可能是涉及的相关部门、领域较多，“要把这些医学、心理学，包括法律的问题都纳入到一个法律框架里面，不是民航一个部门就可以完成的”。
“有的乘客可能接受不了，但这的确是一种法律上的规定”，刁伟民称，机长认为这名乘客上了航班以后，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或者造成一种不可控的局面，“机长就希望把这些不安全的因素都排除在外，这种要求是比较高的”。
此外，也没有规定要求机长必须到现场判断情况，机长可以根据地面人员提供的情况作出综合判断。
中国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起淮表示，对于这类特殊患者的乘机权利，我国现行的航空法规存在滞后的情况，“在制定法规第34条的时候，拒载、‘航空黑名单’这些词都还没有出现”。
2014年，春秋航空曾被曝出拒绝艾滋病患者登机的事件。当时，民航总局消费者事务中心一位工作人员曾表态，“民航局的规定没有细化到传染病的病种，航空公司有自主规定的权利。”张起淮认为，为了掌握主动权，航空公司更倾向于不制定规则。
借由此次事件，刁伟民认为，应当在乘客中普及一种法律的常识，“民航客规第34条的内容，可能有待完善，但不管怎么样，现行的法律法规是有效力的”，刁伟民指出，该条款的内涵在于乘客应当如实地提前向航空公司汇报自己的病史，包括现在的身体状况“因为航空公司要根据你的情况作出判断，你适不适合乘坐飞机，公司要提前作出安排，而不是到现场时间很紧张的情况下，由机长作出一个判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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