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0日，归昌乡党委对刘塘村党支部书记栗某作出停职处理，随后他主动辞职。消息传回村里那天，举报人程灵德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这一天我等了快三年，可我要的从来不是他‘下台’，是一本公开的账。”
三年里，官方先后认定并追缴的金额约一万六千元，而村民反映的集资款差额就有6.45万元，十余年未公开的集体收入账目高达137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段怎样的故事？
一块少了23.67亩的地：一切，从账目开始“说不清”
事情的起点，要从一块地说起。
程灵德提供的材料显示，刘塘村（原道东村）一组集体承包地原本共有133.15亩。2012年，村里重新发包，公示的面积却变成了109.48亩。133.15亩减去109.48亩，中间的23.67亩从此“去向不明”，此后再也没有人说得清。
几乎同一时期，疑点开始一个接一个出现：村民徐勤利按着红手印证明，2012年到2022年十年间，自己没拿到过一分钱小麦直补，“共计12000元以上，被栗某拿走”；2014年村里“村村通”修路集资，实收281300元，上交的却只有216800元；2013年村民孙思侠建了老年房，几年后却被以“危房改造”名义套出1.2万元，其中7000元被人拿走；2017年到2018年，多名村民称在自家建房时被以“罚款”名义索走现金和烟酒；2021年，公开招标底价600元每亩的16.5亩集体地，被以400元每亩的价格包给了栗某的亲弟弟栗树祥；2023年8月到12月，又有22名村民联名按印，证明北湖生产路“假报渣土道路挖坑费、清淤费14200元加1480元”。
“那时候村里就流传一句话：账在谁手里，谁说了算。”程灵德说，“可我们想看的不是谁说了算，是钱到底去哪了。”
2024年，他第一次开口：“账不公开，我不能停”
2024年6月起，程灵德开始向归昌乡纪检、信访部门实名反映栗某的问题，前后列出的线索有十余条：套取小麦直补、危房改造补贴造假、虚列开支、私自出售集体土地、贪污承包费……2024年10月后，他多次到乡里反映，2024年11月，归昌乡纪委成立调查组，并与他确定了11条信访事项。
“当时觉得，组织上终于要查了。”他回忆。
2025年2月，等来第一份答复，却等来三个数字：4000、4977.5、5312.5
2025年2月7日，归昌乡纪委工作人员在群众来访接待室与程灵德见面，第一次通报调查结果：徐希渠多领小麦补贴4000元，已追缴；栗某对此“审核把关不严”。但是，程灵德却不认可——在他看来，直补问题远不止4000元，而且“你们连直补账单和银行流水都拿不出来，凭什么说查清了？”
三天后的2月10日，他去了临沂市信访局，2月17日被受理。2月12日，4000元小麦补贴款上交乡财政所。
2025年3月，追回1.64万元、通报批评一次：查出的，和没查出的
2025年3月10日，乡纪委给予栗某通报批评处分。依据是：栗某任职期间虚报小麦种植面积、套取补贴发放村委临时人员工资，“该行为存在违纪，鉴于相关违纪款已上交，给予通报批评”。
3月31日，虚列渣土款4200元、清淤费2800元、多支付栗树祥绿化树款440元，合计7440元被追缴退回村集体账户。加上此前追缴的直补款，官方认定并追缴的金额总计约1.64万元。
程灵德承认这是“查出了真问题”，但他更在意另一件事：“同样是直补问题，2025年答复说4000元，纪委材料里写4977.5元，后来调查结果又变成5312.5元。同一个问题三个数字，到底信哪个？”
2025年4月—2026年1月：从乡纪委到国家信访局，一条越走越远的举报路
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的程灵德没有停下。2025年4月25日，他向乡纪委提出4条新线索，其中包括2014年集资款差额6.45万元、栗某利用他人名义套取直补等问题。6月16日，他通过网上信访向国家信访局反映，6月27日被受理。8月7日，乡纪委与信访办工作人员再次与他见面反馈，但是他的疑问还是没得到解决。
2026年1月24日，他递交了书面举报信，提出三项请求：公开2013年以来全部村务信息、公开全部财务收支明细、成立专项调查组追责。2月，他又向县纪委反映相关情况。
“我知道这条路难走，但账不公开，我就不能停。”他说。
2026年6月，一纸告知书与一份承诺：“8月30日前答复”，期限真的算数吗？
2026年6月29日，程灵德到山东省信访局登记反映问题。省信访局当日出具告知书，称相关机关、单位“已作出处理”，建议其通过法定程序维护权益。
6月30日，归昌乡主要领导与他约访见面。当天，归昌乡纪委出具《纪检监察信访双向承诺书》，承诺2026年8月30日前给予答复；归昌乡政府同日出具受理告知书，载明按行政履职程序办理，同样承诺8月30日前书面答复。
“这次我以为有了期限，就有了盼头。”他说。
2026年7月20日，停职、辞职：人离开了，账还悬着
2026年7月20日，归昌乡党委给予栗某停职处理，随后栗某本人提出辞职，不再担任刘塘村党支部书记。这是近三年里，程灵德等来的最重量级的进展。
8月28日，归昌乡人民政府书面答复：已对接县纪委，成立由纪委、组织办、信访办、经管站组成的联合调查工作组，对其反映的栗某相关问题19条逐条核查，“大部分问题已调查完毕”，近期将与反映人见面反馈结果。
但承诺8月30日前答复的纪委，至今没有给出正式处理结论，连《延期答复书》也没有见到。“信访答复了，纪委的答复还欠着。一个承诺了期限的答复，凭什么可以无声无息地过期？”
停职不是终点，公开才是答案
从2024年第一次走进乡纪委的信访接待室，到2026年夏天站上省信访局的台阶，程灵德把能走的路都走了一遍：乡里、县里、市里、省里，再到国家信访局。一个普通农民，一沓写满细节的材料，几十个愿意按上红手印的证明人—能做的，他都做了。
他不是为了扳倒谁。他说得很直白：“栗某下不‘下台’，跟我个人的日子没关系。我只想要一本公开的账，一个说得清的交代。”
可这三年，他等来的是什么？是同一个直补问题在官方答复里出现的三个数字——4000元、4977.5元、5312.5元；是承诺8月30日前送达、至今不见踪影的书面答复；是133.15亩与109.48亩之间，那23.67亩始终无人回答的去向；是22名村民按着红手印的联名证明，被一句“无法认定”轻轻放下。
账，还要算多久？话，还要等多久？
我们不为任何一方下定论，违纪与否，自有纪检监察机关依法认定。但我们也必须为这位跑了三年、年近六旬的举报人说一句话：村民的知情权不是恩赐，集体"三资"的账本本来就该晒在太阳底下。栗某已经离开了岗位，19条问题的联合调查仍在继续——我们希望"近期见面反馈"不只是一句客套话，承诺过的书面答复更不该无声无息地过期。
迟到的公开，总比永远不公开好。请给程灵德，也给那些按着红手印的乡亲们，一个能服气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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