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疆拓土的“基地组织”
此次“基地组织”能吸引全世界的眼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地组织”宣布“建国”。虽然基地组织此次“宣布建国”恐怕只能是自唱自和的独白，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承认这个新建立的“小王国”，但是建国事件所带来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标志着极端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在“后美国时代”的伊拉克勃然兴起。
其实“基地组织”在2002年被赶出阿富汗之后，美国人在全球范围内对基地组织领导人进行了十多年的全球追杀，2011年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军击毙，被世人视作“基地组织”组织架构和实力被严重削弱的表现。不过，随着近些年中东动荡后的乱局逐渐播散至整个北非、西亚、东非等地，“基地组织”也已经在世界的诸多角落建立了自己事实上的“领地”。
在非洲大陆的索马里、厄立特里亚、中非、马里等地，“基地组织”分支及其“盟友”乘着当地脆弱的国家政权和频发的族群冲突，以伊斯兰教为引导不断扩张势力;在北非的马格里卜国家，历经“阿拉伯动荡”之后的利比亚也逐渐被“基地组织”所渗透;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广袤的土地和复杂的地区局势，让激进的逊尼派极端主义思想得以在战火纷飞的乱局中不断生长。
事实上，在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等纷乱频仍的国家内部，“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已经建立了自己事实上的“地盘”，只不过并没有通过国际舆论“广而告之”罢了。此次伊拉克境内费卢杰的“建国”，只是扯出了近些年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基地组织”等极端主义组织扩张身影的影子，因此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为什么选中伊拉克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宗教构成，在历史的长河中让伊拉克成为了中东的“四战之地”：东有强大波斯文明，以独特的什叶派宗教向外辐射，北有强大的土耳其，西有延顺地中海而来的外部势力，南有来自阿拉伯半岛正统逊尼派的影响。在这种地理位中，当伊拉克在历史上被英国和法国人在“一战”后拼凑起来，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那一刻，就决定了伊拉克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激发内部不同宗教派别、不同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
2003年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历经数年的准备，终于在2005年开始向伊拉克政府移交行政权力。由于逊尼派在萨达姆时期是政权的领导力量，因此在萨达姆倒台之后被什叶派在政治上进行压制。什叶派政治代表人马利基就在2006年担任总理之后，再次于2010年击败逊尼派政治联盟，在伊朗的支持下重登总理宝座。与此相应的是不少逊尼派政治力量开始在伊拉克中部和西部地区扩展自己的“地盘”，伊拉克事实上陷入了政治分裂之中。
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危机及随后的叙利亚内战，伊拉克也被深深的卷入其中。作为伊朗和叙利亚之间的陆路通道，伊拉克政府事实上扮演了伊朗和叙利亚之间的运输通道的角色。不过伊拉克中部和西部的大部分逊尼派民众却十分同情叙利亚以逊尼派为主的反对派武装，因此伊拉克国内社会在叙利亚内战面前被撕裂为两个阵营。
由于自身重要的连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地理位置，加之本身的逊尼派地区属性，费卢杰的失守实际上是叙利亚国内“做大做强”的激进主义武装对伊拉克渗透的结果，更显现出伊拉克国内不同教派地区对于重大政治议题的分歧所造成的冲突态势。
在当前的伊拉克“基地”分支的武装力量，势力仍然相对弱小，不足以能够击垮伊拉克的安全部队。从现有态势来看，如果伊拉克的安全部队经过调整的话，占据火力和兵力优势的伊拉克安全部队重新夺回费卢杰应该不会需要费太长的时间。
“基地组织”在伊拉克建国折射的根本问题是伊拉克严重的安全危机：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频繁发生的武装袭击，加上部落部族武装形成的多方对峙的混战态势，以及伊拉克国内各个教派和区域之间的相互倾轧。尽管此次基地组织“浑水摸鱼”的实际威胁有限，却揭示出伊拉克国内安全的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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